《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
【美】萨拉·波默罗伊 著 吕厚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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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99 篇深度好文：2777字 | 10 分钟阅读
从萨拉·波默罗伊对古希腊罗马女性的研究中，我们窥见三个跨越时空的思维误区——这些误区不仅困囿着古典女性，更在现代社会以新的形式延续。
重新解读她们，就是重新定义我们自己在性别叙事中的位置。
我想通过对女神形象、雅典婚姻制度、古希腊教育的分析，揭示女性必须警惕的三大思维陷阱。
一、第一个思维误区：
功能分化陷阱，将价值绑定于外部评价
在荣格学派看来，女神完全有可能成为个人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参照坐标原型。
荣格的学生埃利希·诺伊曼提出，大母神可以是提供抚养的好母亲，也可以是吞噬、诱惑的恶母——这种二元性反映了人类对“女性力量”的深层矛盾。
展开剩余86%我们先来看希腊神话传说中的6位女神：雅典娜（Athena）、阿耳忒弥斯（Artemis）、赫斯提亚（Hestia）、阿佛洛狄忒（Aphrodite）、赫拉 （Hera）和得墨忒耳（Demeter）。
雅典娜等女神被视为男性化的智慧女神原型，她们通过放弃性魅力在男权世界获得成功——这种形象是男性对“安全女性”的心理投射。
雅典娜是男性化女人的原型，她诞生于宙斯的大脑，出生时全副武装并发出战争的呐喊。
她通过放弃自己的女性特征和性魅力在男人主导的世界里获得了成功。
与擅长社交的雅典娜相反，阿耳忒弥斯是一位百步穿杨的女猎手。
她喜欢在山林中与野兽为伴，远离凡人与诸神的喧嚣。她身穿短衣，身为弓箭手，非常回避男性的陪伴。
第三位女神赫斯提亚是宙斯的姐姐，拒绝了向自己求爱的阿波罗和波塞冬，是年老侍女的原型，喜欢炉边的宁静，远离其他奥林波斯诸神的喧嚣宴会与情感纠葛。
第四位女神阿佛洛狄忒代表着美貌、性爱和丰产。
她诞生于性器官与海洋——后者象征着羊水——这揭示了阿佛洛狄忒作为丰产女神的角色。
阿佛洛狄忒的性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轻佻、狡诈的性格，这些似乎是具备性魅力的女性的共同特征。
女神形象的分裂，也是男性眼中女人角色的功能分化。《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作者认为，女神们是男性眼中女人的原型。
对父权制社会来说，最方便的做法是在不同的女性身上寻求不同的理想特质，而不是在一个人身上满足全部需求。
个性全面发展的女性容易引起缺乏安全感的男性的焦虑。
从古至今，无法与集众多天赋于一身的女性共处的男人们将女性设想为“非此即彼”的不同角色。
她们要么成为雅典娜——聪慧但缺乏性魅力的职业女性，要么成为阿芙洛狄忒——轻佻的性工具，要么成为赫拉那样受人尊敬的妻子与母亲。
几位希腊女神仍是当今女性生活方式的原型。
我们需警惕“功能分化”的隐性侵蚀——它可能悄然削弱自信根基，让我们学会拒绝被外界标准过度规训。
真正的清醒，是内心自有明晰标尺：无论呈现何种状态，皆认可其天然合理性，视自我为多维立体的完整生命体，而非被切割的单一功能碎片。
女性就是会有各种的状态，各种的情绪，是多维度的丰富的个体，怎么过都是一种自由，不用活得符合大众的标准，可以展示真实的诉求。
二、第二个思维误区：
依赖性生存逻辑，将婚姻视为命运转折点
在雅典，女性的价值几乎完全由婚姻决定。
《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中提到，梭伦立法规定，女性必须结婚，否则将被视为“无用之人”。
未婚女性不仅无法继承财产，甚至可能被家族抛弃。
雅典法律中有一类特殊女性——“女继承人”，即没有兄弟的家族女儿。
她们不能自由选择婚姻，而是必须嫁给最近的男性亲属，以确保家族财产不外流。
她们的人生价值，仅仅是“生育合法继承人”的工具。
更残酷的是，如果女继承人婚后未能生下儿子，丈夫可以休妻另娶，而她则会被转嫁给另一个亲属。
她的身体成为家族争夺财产的战场，而她本人却没有任何发言权。
作者在书中这样评价——“婚姻能构成强大家族之间的纽带，但对女性而言，它更像一条无法挣脱的锁链。”
而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贵族妇女拥有一定经济地位。《十二铜表法》规定，女儿平等参与遗产分配，并且允许在遗嘱中偏向女性的自由，这使得相当多的财富流入到女性手中。
当时的罗马贵妇要总揽庄园经营管理，有名的罗马贵妇们使用的篮子、杯子都是金银制成的，身边前呼后拥的男女奴隶数量可观。
可以说，经济独立不是自由的充分条件，但是是必要条件。
本书揭示古典女性通过经济活动实现自我赋权的路径。
当女性掌握生产资料、经营管理家族时，她们不仅提升了家庭经济地位，更在城邦税收和市场规范中形成不可忽视的“她力量”。
这种经济独立性不仅打破了“女性依附男性”的旧范式，更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开辟出独特的权力通道。
三、第三个思维误区：
缺乏传统教育，认为无需系统成长
在雅典，女性的教育仅限于家庭内部，她们从小学习纺织、烹饪和育儿，而男性则接受哲学、修辞、体育等系统训练。
更讽刺的是，雅典社会推崇的“完美女性”形象——如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被塑造成忠贞、沉默、无欲无求的典范。
她终日纺织，等待丈夫归来，却从未被允许像奥德修斯那样经历冒险、增长智慧。
她的美德，恰恰建立在她的无知之上。
这种教育缺失有两个重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雅典女性早婚早育，雅典女孩14岁左右就被迫嫁人，20岁前生育多个孩子，平均寿命仅36岁。
她们从未有机会思考“我是谁”，而是直接进入“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早婚也是为了确保丈夫对妻子的控制权。
对于此，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解释的：丈夫领导妻子天经地义……夫妻关系是赐予者与受赐者的关系。
雅典的规划在社会上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女性无法参与公共事务，甚至连市场购物都被视为“不合规矩”，因为交易被认为“过于复杂”，女性无法胜任。
相比于雅典妇女，斯巴达的妇女拥有更多的权力。斯巴达公主库妮斯卡活出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
公元前396年，当她的赛马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中获得最终胜利时，就已经在宣扬：荣耀不必靠模仿男性，女性本就可以开创新的王座。
值得欣喜的是，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女性的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有所改善，女诗人逐渐展露头角。
居住在特洛斯岛的埃瑞娜，在19岁那年就写下著名的诗篇《纱锭》来哀悼自己的挚友。
这组对比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女性的自由，从来不是天赋的，而是社会是否允许她们拥有。
雅典用法律和习俗筑起高墙，将女性囚禁在无知与顺从的牢笼里；而斯巴达则用另一种方式证明，当女性被赋予教育和机会时，她们同样可以创造历史。
结语
当我们在神话中重新发现这些原型，便能在现实中重构更包容、更自由的性别叙事。
不是功能分化的碎片，而是承认每个女性都是多面的，其价值不依赖于婚姻、生育或任何外部评价，而在于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
这种重构，正是对这三个思维陷阱的终极回应：当女性不再被功能分化的刀切割，不再被依赖性生存的锁链束缚，不再被教育缺失的阴影笼罩时，便能真正实现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的跨越。
这，才是古典文明留给现代社会的真正智慧——女性的力量，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碎片，而是完整、丰富、多维的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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